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天，邓嘉良是被导师打来的电话吵醒的。他前一天熬夜上网游戏，第二天到十点还不见醒。得亏是自己租的房子，要是在家里，母亲早就把被子掀地上数落他的不是了。他迷迷瞪瞪地接了电话，下意识还以为又是什么银行信用卡的推广，懒洋洋地应了句：“谁啊，我不需要。”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“邓嘉良，你论文的二稿怎么还没有发给我？”二稿两字，对方是加重了语气的，就好像锤子要把钉子夯实似的。邓嘉良倏地就清醒了，他先是惊叹一声“啊”，连忙坐直了身子：“不好意思老师，我今天下午就发给您！今天下午！这几天，有点忙。”
“刚醒？昨晚熬夜了？”
“熬夜了，赶论文来着！”撒这慌的时候，要是有一面镜子，定能把邓嘉良那皮笑肉不笑的尴尬劲儿悉数照出来。导师大抵是听出这小子扯皮，却也无意拆穿。多少是带过四五届毕业生的老教授了，年轻人的说辞里藏了几分真几分假，他可是听得真真儿的明白。立时回了句：“注意身体，抓点紧啊！后天就要提交了。”便挂断了电话。此时，邓嘉良已是困意全无，清醒得很。
他随便垫补了点饭食，就坐在电脑前发呆。不一会儿又想起昨晚那局游戏了，本是个团队合作的游戏，敢情遇见个玩得糟心的，可把邓嘉良气坏了。他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，变着花儿的讽刺那个菜鸟队友。他是擅长说讽刺话的，这类话刺挠人可比直来直去的粗口要好使，而且在游戏里也不会遭到敏感词屏蔽。他常常会想象对方气急败坏爆粗口的样子，觉得这也是一种胜利。此外，他打字很快，得亏这按键不像琴键有个哆来咪的，不然也不知他能演奏出个什么玩意出来呢。
那队友也是老实，起先一句话不回，最后真要输了，才在公屏上打了一句：“你嘴巴这么毒，现实中是不是过得很惨啊？”一见这话，邓嘉良的十根手指就像被线拉住似的停在了键盘上，久久也打不出一句反驳的道理来。他的脸憋得通红，想喊些什么，终也不过是一声长叹。他清楚得很，现实中的自己过得简直一团糟。游戏结束后，他拉黑了这位偶然碰到的玩家，关上电脑去睡觉了。
邓嘉良今年二十二岁了，他参加了两次高考，终于从西边的一个小城考到北京一所大学念书。那是他前二十二年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，父母都是体面人，母亲对外人谈及儿子，就像绕着山路似的，总是先把话题带到人家孩子身上，再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说到自己儿子：“哎呀，我们嘉良这次考得还行，去了北京一所。我倒觉得在家附近念书就行，跑什么首都嘛，远！”弯弯绕绕的一句话，把为人父母的骄傲，炫耀，体贴都一点点都抖露出来。嘉良在一旁听着，只觉得母亲这股分明想显摆却拐弯抹角的做作让他恶心，遂躲进屋里畅游网络去了。后转念想到自己嘴毒的毛病到底也是耳濡目染，便连带着把自己也厌恶了。但这厌恶也就是一层薄纱，他还是体己的很，也常常仗着这副口齿自鸣得意。
来了北京以后，邓嘉良的辉煌有点欠费停机的意思。大学四年下来，他因挂科太多，磕磕绊绊五年才能毕业。此外，对于邓嘉良来说，他这一届的学生是特别的，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，网课占据了相当多的时光。学长学姐口中的那个学生自由出入的校园，丰富的社团活动，在他看来都变得像是虚假宣传的广告。学校也曾有半个多月的封闭管理，那时邓嘉良常常躺在宿舍床上，就在想这疫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
邓嘉良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恋家的人，他甚至还看不起那些每逢周末就嚷嚷着回家的当地学生。他觉得这都不是成年人该有的心理，是还舍不得温床的小孩子心理。但如今，他发现有家能回是多么好的事情啊。瞅着室友们个个儿收拾行李回了家，可给他羡慕坏了。晕晕乎乎睡着了，梦里他总算回家了，和父母围坐在桌前吃着年夜饭看春晚。桌上的菜肴丰盛极了，有他最爱的大盘鸡，还有清蒸鱼，这鱼是年年有余的意思。他不管不顾地吃了大半条，也尝不出味来，就是觉得香。母亲说什么，他也听不见，感觉就是在劝他慢点吃，还有很多。转眼鸡鱼饭菜都没了，母亲摞起盘子就要去收拾，他怕母亲走了，忙着伸手要拉住母亲。这一拉，梦就醒了。
渐渐的，他挨不住想家，每天都要和母亲通上一个小时的电话，说些有的没的，那重复的体贴话也是反复说着，母亲也喜欢听。说到底，就算再反感母亲对待外人时的那副做作姿态，他也不可能不爱母亲。
到了四年级的期末，疫情似乎消停了一些。邓嘉良和母亲说不回家了，要在北京租房子准备考研。他是想回家的，只是觉得没学出名堂，又怕父母数落才这样说的。父母那边有些叹气的，但还是支持他的决定，也没告诉他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家里的收入减了许多，母亲甚至连工作都没了。父母的直觉往往是带有一种模糊的远见的，他们将自己人生的经历化为一种偶然迸发的灵感，在某一刻产生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判断。父亲在邓嘉良坐上去北京的高铁的那一刻，就觉得儿子将来可能不会回来了。至于儿子以后会不会把父母接过北京去，这只能看命了。父亲和母亲都明白，这孝是求不得的，过去哪一刻被孩子记恨了，失职了，未来哪一刻又遭报应了，被嫌弃了，这都不是如今的他们管得了的。
邓嘉良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匆匆回顾了二十多年来的人生走马灯。回过神的他想起论文一直没有写致谢，又赶忙补上了几行感谢父母，感谢导师，感谢室友的话。在写感谢父母的时候，邓嘉良哭了，他已经一年多没回过家了。想起最近新闻说疫情又有反复的迹象，他开始咒骂这熬不完的疫情，也咒骂自己没出息。他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自己是真的没出息，毕竟他也拿过一次奖学金，还在一款游戏里打进了国服前一百名，这让他在学生之间也算是有点名气，是他大学生活里的一份骄傲。但如今，他却觉得自己没出息了，这没出息是无奈的没出息，是丢了盼头的没出息，也是只会玩游戏的没出息。他把改完的论文发给导师，又翻了几页考研数学看，觉得看不下去，便给许怜发了几条消息约她一起吃饭。
许怜是邓嘉良的女朋友。
邓嘉良遇见许怜是在银泰中心附近。那天是四月十六日，一个周六，邓嘉良和室友们聚餐结束，大家嚷嚷着要唱歌。邓嘉良本就厌烦KTV的聒噪氛围，他见天色也不早了，便找借口提前离开了。离了银泰中心，他在地铁口旁看见一个姑娘蹲在地上，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另一只手可劲儿地抹眼泪。他听见路过行人们的交头接耳，说这姑娘大概是分手了，被甩了，真可怜之类的。路人嘴里的可怜都不是真可怜，那可怜是他们说给自己听的，为的是证明自己还能看得出一个人可怜，也算是良心的旁证。他们终是埋头奔自己的路，腾不出一只手去帮助那偶尔一见的可怜人的，连一张纸巾都递不出来。邓嘉良站在一旁看着那姑娘哭，下意识地摸摸兜里的那包餐巾纸。正要递出去的时候，他又犹豫了，他想自己又不认识她，她哭泣的原因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她见你给了纸巾，万一又找你要钱呢？邓嘉良平白为这姑娘的眼泪上了颜色，也是为自己的良心蒙了灰，他不想显得和别人与众不同。他摇摇头，准备像路人一样从她身边走过去。
“我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！”姑娘对着手机哽咽道。就这一句话，一下就把邓嘉良的心击中了。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，唰的一下就把方才的猜疑冲洗了去。邓嘉良走到姑娘身边，掏出餐巾纸递给她说：“我也一年多没回过家了，你拿去擦擦眼泪吧。”姑娘接过纸巾，连道谢都带着哭腔。那一刻，邓嘉良觉得她可真可怜呀，于是他也蹲了下来，问：“姑娘是哪里人？”
“上海。你呢？”
“新疆。”
“那你好像比我远。”姑娘情绪缓和了些，继续问：“你叫啥？”
“邓嘉良，马上毕业了。”
“大学么？”
“嗯，本科。”
“许怜，和你一样。”
邓嘉良和上海也算是有一点关系的。他的姥姥是上海人，当年知青的时候去了新疆，后来在那嫁给了从湖南知青过去的姥爷，就在那里生儿养女住下了。父母当年都是从新疆考到上海读的大学，后来也回了新疆。到了邓嘉良，他不想去父母去过的地方，便选了首都北京，高中的他觉得首都比魔都听上去正派些，他喜欢正派的感觉。他知道上海的近况不太好，便大抵是明白了许怜痛哭的缘由。他看着她难过的样子，心里也跟着难过了。这难过是个共情的道理，既是替许怜的，更是替他自己的。
由于同病相怜，又有点出手的恩义在，邓嘉良和许怜互相加了